有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和当地善良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震救灾，有些缙绅不仅拿出自己的资金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陕西华阴县知县何祥时一边出力帮助百姓“疏渠筑堰”，一边掏出自己的俸禄银子修缮“学宫”;华州知县杨彩见地震后老百姓“蜂起掠食”，便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借富家粟，以赈穷乏”，通过果断的措施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为后续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
陕西地区地震后又遭水灾，许多房屋被淹没。渭南县缙绅张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韩城县的党孟辀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地震发生后，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三、愚昧灾民乘便起乱，错失抢救伤员最佳时机
此外，有些地方官员还承担着地震后禁暴安良的责任。据记载，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地方都先后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情况。陕西渭南县由于县令在地震中死亡，地方失去了主事者，一时间“恶少肆掠，大乱”。幸亏陕西巡抚得知情况后及时决断，下令缉捕盗贼，同时当众斩杀了几个带头抢劫的流氓，才平息了一场混乱。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
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但朝廷用心良苦，而有头脑有私心的地方小吏则火中取栗，结果灾民受益者寥寥。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
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地震，康熙便发“罪己诏”表示：“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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