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
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
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
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
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
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
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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