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著，“一等交涉停当，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此后，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就是把行商和“公行”推向第一线，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6、禁烟幕后的推手
在几次被“钓鱼执法”后，忍无可忍的行商们，在1821年向外商们发出书面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否则“公行”只能提请官方强力介入;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而“公行”的担保，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没有担保，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外商们开始还置若罔闻，“公行”商人却绝不敢再与官府玩游戏，他们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4艘外籍商船，其中英国商船3艘、美国商船1艘。官方随即对这4艘船予以强制驱逐。4艘船被迫退到了当时被当做“外海”的伶仃洋，并在那里继续进行鸦片批发交易。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伶仃洋时代”，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而“伶仃洋时代”的最大变化，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外商们越过了华商，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用马士的说法，这“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
马士将鸦片走私的“伶仃洋”时代，分为3段。第一阶段，从1821~1828年，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推出，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1821年的年均4494箱，增加到1821~1828年的年均9708箱。
1828~1835年，是“伶仃洋”时代的第二阶段。在两广总督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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