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二战结束后，贝当理所应当地被当做卖国贼揪了出来，在民众的一片唾骂中被法国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贝当的晚节不保让很多人看不懂。身为民族英雄，贝当这辈子该有的都有了，投降显然不是稀罕当那个“儿皇帝”。至于说贝当卖国是为了保命，那更不成立。当法国在1940年土崩瓦解时，84岁的贝当远在西班牙当大使，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当时就劝他不要回国:“您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和一场本该由别人负责的失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贝当真为自己考虑，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海外，他甚至可以凭借自己崇高的声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偶尔动动嘴皮子，鼓动一下沦陷区人民抗击德寇，真正拼命的事情自会有人替他做。如果贝当这么干，战后“再造法国”的殊荣可就没他的学生戴高乐什么事儿了，贝当将成为两次拯救民族的“双冠王”。
可是，贝当最终却选择了回国收拾残局，他当时回答佛朗哥说:“我知道回国会面对什么，但是我的祖国在召唤我，我责无旁贷。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国效劳。”从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贝当很清楚回国就是去替他人顶缸，承担战败、投降、卖国的污名的。贝当是想充当战败的法国的保护人，让德国看在自己昔日威名的分儿上，对这个已经颜面扫地的国家保持一点最低限度的尊重。
贝当的这个想法在战后是无法被民众所理解的，法国此时已经摇身变为战胜国，而跟战败、投降联系在一起的贝当，是法国人所不愿提起更不愿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卖国贼”的定性，其实早在审判前就已经注定了。所以，在审判的现场，贝当本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表情淡然，也许贝当在回国的那一刻，早已预料到了这会是他的结局。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贝当的死刑判决最终并没有执行，戴高乐亲自签署了赦免贝当死刑的赦令。也许在当时的法国，也许作为新的民族英雄，戴高乐是最能理解“前英雄”贝当为何要“卖国”的人，只是个中缘由，是难以向很多人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