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他立即就能觉察出来。他八岁的儿子死了，妻子准备让儿子穿着平时的衣服下葬，韦庄却说，死人何需盛装，太可惜了。于是将衣服剥了下来。然后用一领旧席子将儿子的尸体裹了出去，掩埋完儿子，他又将席子拿了回来，做父亲的薄情寡恩到这种地步，实属少见。如果说韦庄因为家境贫寒尚可以宽囿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贪婪吝啬的就让人捧腹了。山东密州(诸城)有个军政长官叫做郑仁凯，有一次，他的仆人来告诉他鞋子磨破了，央求他给置办一双。郑仁凯却说：别急，我替你找一双鞋。一会儿，看门人穿着新鞋走过来。郑仁凯厅前的树上有一窝啄木鸟，郑仁凯灵机一动，叫看门人上树去掏小啄木鸟。看门人脱鞋光着脚爬上树去，郑仁凯使个脸色，让小仆人穿上看门人的鞋赶紧溜掉。看门人下来以后只好光着脚走路，郑仁凯却露出了有恩于别人的得意神态。上述之人这种对吝啬的执着和疯狂，堪比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典型吝啬鬼葛朗台。
唐代文人用自己的笔记体小说为我们记载了许多贪婪吝啬者的可鄙形象，唐朝虽然物华天宝，开放程度极高，但同样也是一个社会万花筒，小人物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历史远比现实丰富，社会也远比闭门造车而生动，世界名著中的著名吝啬鬼形象更是无一不能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号入座，只是后世那些玩笔杆子的却不能写下一部世界范围流传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今人之汗颜是否有些愧对先人?而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文学界又反思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