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惊不惊喜）、俄国不同，19世纪的英国，对出版物实行的是“出版后追惩”，而不是“出版前预审”。
也就是说，任何出版物原则上可以先出版，政府不能要求你先送审；
但出版之后，如果内容触犯法律，就会被起诉、查禁、罚款甚至监禁。
这并非因为英国有成文的“新闻自由法”，而是1695年《出版许可法》失效后，它再未恢复全面的出版许可制度。
于是长期以来，英国形成了关于出版的法律传统——王权或内阁不能决定作品能不能印刷，但可以在事后进行追惩。
这属于18到19世纪的辉格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这一立场已成为政治常识。
因此，《1984》能出版，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或者女王陛下足够宽容，只会觉得是主编足够勇敢。
所以在短短一周内，整个欧洲对理查德·埃弗拉德的赞美达到了顶峰——
“欧洲最有勇气的主编”“出版界的良心”“英国文学的光荣”“出版自由的捍卫者”……
无论如何，理查德·埃弗拉德已经创造了历史，几乎要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学主编。
而《1984》的出版，将成为1882年，乃至19世纪文学出版史上无法绕开的事件。
在《良言》杂志社的主编办公室里，理查德·埃弗拉德对这些赞美一无所知。
他被白厅要求只能往返于杂志社和家的两点一线，每天出门都有苏格兰场的警察特别护送。
他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当中，也知道现在自己现在看着安然无恙，不是被放过了，而是“上面”还没有商量好。
一旦等到“上面”形成了共识，自己一定会遭殃的。
——而这样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1882年9月10日，伦敦的天空阴沉得像是要压到屋顶上。
一大早，报童们就冲上街头，叫卖声比起往常，格外响亮：
“看报！看报！政府正式声明！《1984》被定为非法出版物！”
“内政部、外交部、总检察长三份联合声明！看报！”
行人纷纷驻足，硬币落入报童手中，报纸被迅速展开。
头版被三份声明占满了。不是社论，不是新闻报道，是全文刊登的官方文件，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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