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他们很快找到了更多“证人”。
那个收到“情书”的学徒，面对记者虽然红着脸、手足无措，但无比肯定地说：“索雷尔先生是个好人！
他帮我写的信，我表妹看了立刻就答应了我的求婚！他一点儿大人物的架子都没有！”
老工人更是激动得声音哽咽：“是他帮我们写的！一字一句，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他是个真正关心我们穷人死活的大作家！”
缝纫女工、码头工人、失去儿子的老母亲……
一个个曾被莱昂纳尔帮助过的底层民众，勾勒出了一个与报纸上那个文学明星截然不同的莱昂纳尔·索雷尔：
一个年轻人，狼狈抵达伦敦、身无分文，却愿意俯下身来，用他最宝贵的才华，为最困苦的民众传递心声……
肖恩·奥马拉更是抓住机会，不仅讲述了莱昂纳尔如何帮助他们写请愿信；
他还大声疾呼，将白教堂地区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疑似霍乱的威胁公之于众，呼吁市政当局尽快采取措施。
很快，《帕尔摩尔报》率先以头版刊登了这篇题为《文豪与两便士：索雷尔在伦敦的隐形日子》的长篇报道。
紧接着，《星报》、《每日纪事报》等众多媒体纷纷跟进转载和深度挖掘。
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形象，在伦敦乃至英国公众的心目中，瞬间变得神圣，甚至蒙上了一层罗曼蒂克的光晕。
他不仅是那个敢于挑战权威的作家，更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圣徒”。
这种亲民的传奇经历，极大地冲淡了他的观点带来的争议，反而让他赢得了更广泛的同情与敬佩。
然而，就在这股舆论热潮达到顶峰之时，一些敏锐的读者和评论家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差点被忽略的关联——
在《良言》杂志上，那篇让无数人落泪的童话《快乐王子》，作者不正是“詹姆斯·邦德”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