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卡默打断了他，「所以不归入现有的类别。新设一个类别。」
「什么类别？」
普特卡默想了想：「「借虚构叙事攻击国家行政效能与宗教秩序』。」
贝克尔拿起笔，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他不太确定这个类别是否成立，但他知道普特卡默不是那种随便做决定的人。
这位高级文官在出版物监控领域干了十五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
「还有一件事。」普特卡默说，「通知各邦海关，从法国入境的书籍邮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记一下，但不要没收。
谁寄来的，寄给谁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记下来。每两周汇总一次报给我。」
贝克尔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著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麦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他刚从基层调来柏林。
那时候的监控工作很简单一抓到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就禁，抓到宣传册就没收，抓到集会就驱散。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切都可以用「维护国家安全」来解释。
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一社会主义者学会了躲藏，他们的报纸从德国境内搬到了境外，他们的宣传册用上了各种花哨的伪装。
而《鼠疫》这种书，虽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宣传，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传单，但却比那些传单更让普特卡默不安。
传单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反抗，但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灾难来了，我们的政府会做得更好吗？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卡尔·冯·德·海德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著一份刚刚写完的报告。
他拿起羽毛笔，在最后一段又加了几句话，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报告塞进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古典学教授，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在法德两种文化里长大，法语和德语一样流利。
三十五岁那年他进入外交界，很快就调到巴黎。这个位置很适合他一一他懂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知道怎么描述给柏林听。
这份报告是例行的文化观察，每两个月提交一次。海德在报告里梳理了法国文坛最近的变化：雨果去世后的权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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