甸的府兵户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扎根。因为缅人毕竟不是四川、云南等地的汉人农民，后者和陕人之间虽然也有隔阂，但还是可以勉强交流。而且大顺朝廷在推行府兵制的同时，还搞了收买人心的计口均田，让贫苦农民也得了好处，所以就很顺利的把府兵制建立起来了。
但是在缅甸，情况却迥然不同。
汉人府兵根本没办法和缅人农户交流，无法交流，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扎根了。而且缅甸国内没有激化的土地矛盾，也没有中原汉人自战国以来逐渐养成的平等观念——他们对于缅人贵族的奴役非常习惯，根本不需要大顺天兵去解放。
而且缅甸算是瘴痢之地，从陕西、四川、湖北迁移过去的府兵很容易感染疾病而亡。如果让他们居住在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中还好一些，如果分散到乡村，那么得病的几率就更大了。
在跟随李来亨、李定国南征的“北伐军”中，因为疫病而亡的人数，比死在战场上的要多出几倍。
既然没有办法下乡扎根，那么大顺在上下缅甸的统治就只能以城市为中心，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了——大顺突袭缅甸的目的，本来就不仅限于开辟疆土，而是包括了获取南方出海口，以获得西洋的火器技术同时为官营手工业出品的蜀锦获得出口的渠道。
所以上下缅甸以及暹罗的部分土地，就变成了大顺帝国攫取资源金钱的附属地，也就是殖民地了。
而且，由于没有办法在上下缅甸大量安置府兵，所以大顺朝廷一时也没有办法将缅甸从殖民地转变为本土行省......
因此，大顺朝廷只能在上下缅甸和暹罗的土地上设立了三个以大城市为统治核心的总督区，对上下缅甸和暹罗实行迥异于大顺本土的殖民统治。
在完成了三大总督府的设立之后，大顺北伐军的主帅太子李来亨就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南方之行，将军队和地盘交给了阿瓦总督李定国（大顺的南方三督以阿瓦总督为首），自己带领少数卫队北返，并且在大顺共治十年春，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大顺帝国的北都重庆府。
他的心情沉重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缅甸、暹罗的时候，曾经将自己的抚军太子府设在下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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