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竟高兴得落泪。
《光明报》最后去的地方，是当地某贫困村的政府大楼。在这里，他们见识到一种专门给人讲故事的“读报员”，读报员在乡村很受追捧，一般是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大队会计之类的基层知识分子来担任。因为彼时很多人不识字，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这些读报员来传达。
读报员还担当故事王的重担，时下流行的小说，都会进入到读报员的嘴里面。当时，各级别政府和事业单位有订购文学杂志的习惯，然而这上面的故事，许多人却没办法看，也没办法借过去借过来，一个村只有一个行政单位，一本杂志，村里面却至少有数千人，书里面的内容只好通过读报员靠肉嗓子来讲。
在这就不仅仅是余切的小说受欢迎了，几乎所有小说都受欢迎。屈铁宁前两年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阿城写的《棋王》通通极受欢迎。读报员讲得口水都干了，也不好停下来，因为底下正有一群人眼巴巴盯着他讲下去。
记者去采访“读报员”：“辛不辛苦？”
读报员道：“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我现在讲这些，比讲大政方针讲得还要多一些。而且我说个实在话，许多群众不关心国际大事怎么样了，到我这里来专程是听小说来的。”
记者又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反映的？”
一位中学教师道：“我们这里小说都被翻烂了，说烂了，我希望政府能多发一些小说，甚至请一些人来专门讲小说。”
《光明报》的考察团把事情写成一份报告：《精神食粮供给迫在眉睫》，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社会的重视。
上面作出批示：要关心群众的精神食粮，物质和精神需两头走。
余切所在的文坛立刻在年末开大会，《文艺报》、《京城文艺》等理论杂志纷纷发文。各家都站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余切因本年度成绩最为斐然，被选定来给大家做报告。
会议就在燕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余切稍微做了几天准备。
这个“精神食粮”的提倡，原时空也发生过，但是没有这么早。本来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针对电影制片厂粗制滥造的cult片，其影响也局限在电影圈，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前吹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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