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马伏山那熟悉的地方，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炮竹的味道。二哥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他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翻毛军棉袄，身形比去年消瘦了些。“你们回来了。”他接过我手里的行李，声音有些沙哑。
回到家，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母亲一把拉住朱玲的手，上下打量着我：“瘦了，在外面冷着了吧。”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但我能看到他眼眶红了。朱玲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妈妈”，叫得是那么亲切与自然。母亲连忙应着，拉着她的手往屋里走：“来，进屋烤火，走山路累坏了吧。”
屋里烧着焦炭火，那是我从学校分配的两百斤焦炭中节约的一部分带回家，供过年用。屋里暖意融融。桌上摆着花生、瓜子和糖果，还有自家树上长的核桃，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母亲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绿茶，二哥坐在一旁说：“老三明天上来，平儿也将从外婆家回来，明天我们一起去姚家坝祭祖。”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些沉重。大哥走后，祭祖的担子就落在了二哥身上，可今年他却说要让我来担责。我知道，在马伏山人的心里，祭祖是天大的事，是家族传承的象征，也是一个家族显山露水的大好机会。
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在广州打工赚了些钱，比一般人家过得殷实，还娶了县城里的姑娘做妻子。每次回来，总有人在背后议论：“当初好好的老师不当，跑去打工，现在倒是混出来了个名堂，又做回老师了。”“听说他妻子是城里人，是清流的老师，长得可乖了。”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打工赚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在有些人眼里，却成了炫耀的资本。
第二天，三哥带着儿子来了。大侄儿平儿也从外婆家回来了，已经长成大小伙子，见到我就喊“四叔”。三哥比去年胖了些，脸上带着城边人的精明：“老四，你可算回来了，今年祭祖就看你了。”我笑着说：“三哥，我哪里懂这些，还是二哥牵头吧。”二哥摆了摆手：“你是我们兄弟里文化最高的，又是在外见过世面的，大哥走后，你牵头最合适。”我看着二哥和三哥期盼的眼神，只好点了点头。
我们开始准备祭品。母亲蒸了糯米粑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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