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招孙对此十分不满。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齐朝田亩制度，能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是关系到的帝国安危的关键问题。
他怀疑山东各府县在急剧扩张中，混进来很多缙绅（或者这个阶层的代理人），这些蛀虫的存在，会把穿越者一手设计的极权体系蚕食掏空。
山东存在的问题，在辽东更为严重，在援助辽东，击败反齐联军后，大清洗运动便提前开始了。
章东被袭之前,太上皇广泛征求士绅工商意见，让各地主官、民政官、商会代表对“新经济政策”和“齐朝田亩制度”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武定皇帝颁布诏书，向辽东子民们介绍大齐在山东进行的新政（占时经济政策，废除私有制），并指出新政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仅山东一地，半年就练出了六万战兵，数万粮草，并取得辽沈之战的胜利。
但是山东模式是否适合辽东，新政是否还有缺陷，请辽东有识之士指正核查。
武定皇帝的愿望是诚恳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史书记载，刘招孙在太初元年五月中旬，曾向章东和邓长雄透露，他决意禅让帝位。
“辽东平定，京畿收复，百姓安乐，朕也该歇歇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即将禅位的武定皇帝震惊不已。
从各地呈递到沈阳的塘报、奏疏中，民政官、商会代表、驻军主官几乎都表现出同一个论调：
似乎大齐皇帝在山东施行的新政全都是错的。朝廷滥杀无辜，已经违背了以夏变夷、走大道的初衷。
地方缙绅则说，朝廷派往各地的新政官员，贪污渎职，接着废除私产之名，大肆敛财，无恶不为，根源就在于《齐朝田亩制度》是恶政；仿佛大齐朝廷在辽东的统治已经发生危机，难以为继，需要重新掉头，改弦更张，换回从前的仁政。
辽东各地的书生们公然在各地学堂演讲，攻击新政，攻击田亩制度，煽动各地工坊工人、屯堡民户罢工。
刘招孙在震惊之余，很快意识乱象背后必定有人挑唆支持。
支持者不仅是那些失势的缙绅，还有帝国内部的人。
皇帝不得不采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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