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还有人说他和苏绣娘不清不楚，是‘破鞋’‘反革命情人’。”
“苏绣娘和陈老师是情人？”林深追问。
王婆婆叹了口气：“哪里是什么情人。苏绣娘的男人早死了，留下个儿子，日子过得难。陈老师看她可怜，偶尔帮衬着点，教她儿子读书。那帮红卫兵找不到陈老师的把柄，就拿这个说事，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
“那后来陈老师去哪里了？”
“不知道啊……”王婆婆的声音低了下去，“有一天晚上，红卫兵把陈老师抓走了，说是要去县里批斗，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被打死了，也有人说他跑了，谁知道呢？苏绣娘后来也疯了，没多久就带着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林深心里一动：“王婆婆，您还记得当年批斗陈老师的红卫兵里，有谁吗？”
王婆婆想了半天，说了几个名字，大多已经不在世了，只有一个叫赵大柱的还活着，住在镇东头。
赵大柱今年快八十了，腿有残疾，坐在自家门槛上晒太阳。听到陈默的名字，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恢复了平静：“陈默？不记得了，那时候批斗的人多了去了。”
“可是王婆婆说，你当年也参与了批斗陈老师。”林深看着他。
赵大柱的手哆嗦了一下，拿起脚边的茶壶喝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跟着别人瞎闹。陈默那家伙，就是个书呆子，整天抱着本书，还和苏绣娘眉来眼去的，被批斗也是活该。”
“你知道陈老师后来去哪里了吗？”
“不知道！”赵大柱突然提高了声音，“我怎么知道！你们别再来问我了！”他说着，猛地站起来，却因为腿疾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林深想去扶他，却被他一把推开。
看着赵大柱慌乱的背影，林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回到文化站，找出当年的档案。青溪镇的档案保存得并不完整，“文革”时期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只有几本破旧的会议记录和批斗名单。
在一份1968年的批斗名单上，林深找到了陈默的名字，旁边标注着“已押送县革委会”，后面却没有任何处理结果。他又翻找苏婉清的资料，只找到一份户籍注销记录，上面写着“1969年3月，迁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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