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试验田，还特意留了您家老屋后那垄——说啥也不让动！”
林砚点头致谢，目光却越过众人，落向坳西头。那里，他家老屋只剩断壁残垣，墙基被野蔷薇温柔覆盖，几茎新绿的芦苇，正从砖缝里倔强地探出头。
我随他走过去。野蔷薇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沾着晨露，香气清冽。他蹲下身，手指抚过一段半埋于土的旧砖，砖面被岁月磨得光滑，隐约可见当年砌墙时留下的指痕。我蹲在他身边，从帆布包里取出小罐，打开，舀出一勺泥土，轻轻撒在砖缝边。泥土落下，与旧土相融，毫无违和，仿佛它从未离开。
“还记得这儿吗？”他忽然问，声音很轻。
我点头。当然记得。十五岁那年，他在这里教我辨认蚯蚓粪的颗粒粗细，说那是土地“呼吸”的痕迹；十六岁，我们并肩在此挖过冬储红薯，冻得手指发僵，却为刨出一只硕大如婴孩拳头的薯王而雀跃；十七岁，他离坳前夜，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这里，看萤火虫在暮色里浮沉，他指着西山轮廓，说：“阿沅，你看，山没变，土没变，人走了，脚印还在土里，等着发芽。”
“脚印还在。”我重复，声音有些哑。
他没应，只是从工装内袋掏出一样东西——不是笔记本，不是种子袋，而是一张泛黄的纸。展开，是当年村委墙上那份“少年农技员”名单的复印件，墨迹洇开些许，第七行，“林砚”二字旁，用极细的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圆圈，圈里，挤着两个更小的字：“阿沅”。
“那天，”他指尖点着那个红圈，声音低沉如土地深处传来的回响，“我抄名单时，偷偷加的。”
我怔住，望着那枚褪色的红圈，像望着一个穿越十七年光阴、终于抵达彼岸的诺言。风拂过坳底，带来新翻泥土的腥气、野蔷薇的甜香、还有远处溪流清冽的淙淙声。我伸出手，覆在他搁在砖上的手背上。他的手宽大，指节分明，掌心有厚茧，是经年累月与土地搏斗留下的勋章。我的手覆上去，带着实验室的洁净与谨慎，却毫不迟疑。
他反手，将我的手完全包裹。他的掌心滚烫，像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的炭，熨帖着我微凉的皮肤。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十指相扣，掌心相贴，仿佛要将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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