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他沾满麦芒的后颈，忽然觉得，这方土地，终于把我们牢牢系在了一起——不是靠契约，不是靠恩情，是靠共同弯下的腰，共同流下的汗，共同守候的晨昏。
然而，土地也从不掩饰它的残酷。它记得所有馈赠，也记得所有索取。
十九岁那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伏旱来了。整整四十五天，滴雨未落。天空是灼目的铁灰色，太阳悬在头顶，像一只烧红的铁盘，烤得大地龟裂，麦苗焦枯，河床裸露出狰狞的肋骨。村里的老井水位一天天下降，最后只剩井壁渗出的几缕湿痕。人心惶惶，有人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去邻县投亲。
陈砚却更沉默了。他几乎住在了地里。天不亮就去，半夜才归。他挖沟引水，用扁担挑着两只破桶，一趟趟从十里外的黑龙潭往回运——那水浑浊不堪，混着泥沙，挑回来倒进地里，转眼就被干渴的土地吸得一滴不剩。他肩膀磨烂了，结了厚厚的茧，又磨破，渗血，再结痂，反反复复。我给他送饭，远远就看见他弓着背，在龟裂的田垄间艰难跋涉，身影在热浪里扭曲、晃动，像一幅被高温炙烤得变形的画。
那天傍晚，我提着饭盒走到地头，却看见他倒在田埂上。不是睡着，是虚脱。他脸色灰白，嘴唇干裂出血，手指深深抠进干硬的土里，指缝里全是黑泥。我扔下饭盒扑过去，喊他名字，他眼皮艰难地掀开一条缝，目光涣散，却在我脸上停住，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了一下，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晚……麦……活了……”
他昏过去了。我抱着他滚烫的身体，哭得不能自己。那晚，我守在他家低矮的土屋炕边，用凉水一遍遍擦拭他滚烫的额头和脖颈。窗外，是死寂的、令人窒息的旱天。屋里，只有油灯豆大的火苗，和他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呼吸。我握着他那只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的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双手，这双脚，这具在土地上劳作的身躯，早已不是我少年时仰望的那个模糊的侧影。他是血肉，是温度，是会疲惫会疼痛会倒下的真实的人。而我，不能再只是旁观者。
三天后，陈砚醒了。高烧退了，人却瘦脱了形。他睁开眼，第一句话是：“地……还好吗？”
我红着眼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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