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陈砚一直站在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把一件厚实的蓝布褂子披在我肩上。那衣服还带着他的体温，和一点淡淡的、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
我爸下葬那日，陈砚送我到村口。他递给我一个布包，沉甸甸的。“省着花。”他说。我没打开，只攥紧了。他忽然抬手，替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指尖擦过眉骨，极轻，极缓。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挺直，脚步却比往常慢。我望着他越走越远，身影融进山坳薄雾里，忽然想起他埋铁皮青蛙那日，也是这样走的——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消失在坡后。我数过，一共三十七步。比石桥多一步。多出的那一步，后来我懂了，是他替我多走的。
我去了县城念师范。他留在青禾坳，跟着农技站的老站长学水稻杂交。我们开始通信。信纸是学校发的练习本撕下来的，边角毛糙；邮票是他卖废铁换的，五分一张；字迹他工整，我潦草。他写：“今天试种了新稻种，叶色浓绿，分蘖力强。溪东那块地，我留了一小片，撒的是你去年给我的稻种——你家老屋后那棵枣树下的土里刨出来的，壳还带点红。”我回：“学生调皮，上课扔纸飞机。我捡起来，折成船，放进溪里。它漂到溪东了，停在你们家石阶下。我猜，是你捞起来了。”
信越写越薄，字越写越少。后来，他信里开始出现“站长说”“县里通知”“试验田验收”……而我的信里，是“校长表扬”“家长送鸡蛋”“教室漏雨修好了”。我们都在向上攀，却像两株藤蔓，各自缠绕着不同的树干，越长越高，越离越远。
二十二岁，我分配回镇中学教语文。他已是县农科所最年轻的助理农艺师，常下乡指导。我们又见了面。在镇政府门口，他穿着笔挺的浅灰西装，胸前别着工作证，头发剪短了，下巴线条清晰。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裙，抱着一摞作文本。他快步走来，伸手想接，我下意识往后一缩。他手停在半空，顿了顿，又收回，插进裤兜。“阿禾，”他笑，眼角有了细纹，“长高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你……也变了。”
“变好看了？”他眨眨眼，还是少年时那点狡黠。
我差点笑出来，可眼泪先涌了上来。我慌忙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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