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掉漆，黑板边沿被粉笔灰染成灰白色。我站在讲台前，第一次点名：“陈小满。”
一个瘦小的男孩站起来，眼睛很黑，眼尾有道浅浅的疤。
我手一抖，粉笔“啪”地断成两截。
课后我问校长：“陈小满……是陈砚的弟弟？”
校长摇头：“陈砚没兄弟。小满是他堂弟，陈伯的孙子。”
我松了口气，又莫名失落。
那天放学，我绕路去陈伯家。老人坐在院中编竹筐，见我来，咧嘴一笑，缺了颗门牙：“晚晚来啦？砚子前两天打电话，说在东莞买了房，明年接他爸过去。”
我“嗯”了一声，蹲下帮他捡散落的竹篾。
“他还……提过我吗？”
陈伯手上的动作没停，竹篾在他指间翻飞：“提过一回。说你写的字，像麦芒，扎人，也养人。”
我喉头一哽，没接话。
后来我才听说，陈砚这些年没回过村。不是不想，是不敢。他辗转广东、浙江、山东，干过焊工、叉车司机、工地安全员，攒下的钱一半寄回家，一半存着，说要“修一栋新房子，瓦是青的，门是红的，院子里种一棵槐树”。
他没说，给谁修。
我也没问。
日子像村口那条河，表面平静，底下暗流从不曾停歇。
直到去年深秋。
连续阴雨十七天，水库告急，上游泄洪，我们村地势低，一夜之间，三分之二的稻田被淹。水退后，泥浆漫过田埂，稻秆东倒西歪，穗子泡得发白，像一具具僵直的尸体。
全村人沉默着下田，挽起裤腿，一株株扶正，用竹竿绑牢，再一瓢瓢舀走根部积水。
我跟着干了三天，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膝盖跪肿了，夜里疼得睡不着。
第四天凌晨四点，我独自摸黑下田。手电筒光柱刺破浓雾，照见一个人影正俯在泥水里，用铁锹小心挖开稻根周围的淤泥。
他穿着沾满泥浆的工装裤，后背湿透，肩膀在微光里绷成一道倔强的弧线。
我站在田埂上，没出声。
他忽然停下动作，慢慢直起身，抹了把脸，转过头。
十年光阴，把少年削成了男人。他更高了，下颌线更硬，眼角添了细纹，可那双眼睛，黑得依旧像暴雨前的天幕，沉静，蓄着无声的雷。
他看见我，没惊讶，只点了点头，像我们昨天才在晒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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