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寄。
毕业那年，她留在省城一所小学任教。工资不高，但稳定。她租下城西一间十平米的阁楼，墙上贴满教案笔记，窗台摆着一盆绿萝——是她从校门口花摊上买的，五块钱，老板说好养，“插根枝就能活”。
她信了。
可那盆绿萝，三个月后枯死了。叶子发黄、卷边、簌簌掉进搪瓷盆里，像一场无声的溃败。
她把它倒进楼下垃圾桶，转身时，瞥见隔壁修车铺的伙计正蹲在地上，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仔细修剪一株野蔷薇的枯枝。
那蔷薇攀在砖墙缝里，根须钻进水泥裂缝，茎干虬结，却开出粉白相间的花。
她驻足看了很久。
后来，她开始在教案本空白处画田埂、画犁沟、画一双沾泥的布鞋。
没人知道。
连她自己，也不愿深想。
二〇〇三年冬，林晚接到电话。
母亲病危。
她连夜赶回。
老屋冷得像口棺材。
土灶熄了，水缸结了薄冰，窗纸破了，风从窟窿里钻进来，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
母亲躺在里屋土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却死死攥着一张泛黄的纸——不是存折，不是药方，是一张手绘的田亩图。
歪斜的铅笔线，标着“东坡三分”“南洼二亩八”“西岭梯田五垄”，角落写着一行小字：“晚晚的嫁妆田，砚哥代管，收成归她。”
下面，是陈砚的签名。
墨迹浓重，力透纸背。
林晚手指发抖：“妈，这是……”
母亲喘着气，声音像砂纸磨木头：“你走后第二年……他把自留地卖了，凑钱买了这三十亩荒地。说……说等你回来，就翻好、肥好、整平好……让你挑日子，嫁进来。”
林晚喉咙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母亲闭上眼，手慢慢松开，那张纸飘落在炕沿。
窗外，雪下得正紧。
林晚抓起外套冲进风雪里。
她没去卫生所，没去村委会，径直奔向村西。
雪埋了路，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踩，棉鞋灌满雪水，脚趾冻得失去知觉。
远远地，她看见一点微光。
在荒地尽头，一座低矮的砖棚里，透出昏黄的光。
她扑过去，撞开门。
陈砚正伏在一张木桌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用铅笔在一本硬壳笔记本上画图。桌上摊着几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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