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梓洲一战，若从两军损失的人数上来说，汉军不过是小胜。
前后统计数量，汉军一方共损失舟船一百七十余艘，士卒两千七百余人，而晋军损失得多一些，共死伤四千三百余人，损失舟船两百六十余艘。这个数字看似还能接受，但知道详情的人都明白，这个结果对于晋军的攻势有著毁灭性的打击。
楼船与艨艟虽说都是船，但两者在战场上的影响力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而汉军在摧毁晋军的楼船之后，仍大体保留著原有楼船，这在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两军的水师实力平衡。如今的晋军水师已经不足以再封锁江面，而王旷原计划中，三路封锁义安的策略，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
战况传到王旷处，王旷当真是忿怒至极。此前甘卓刚刚从义安探险回来，向王旷等人献策，极言正面突破义安之不可取，而建议用水师先攻堤坝，王旷对此极感兴趣，正在与之商议，孰料还没商议出个结果来，己方的水师反而先为汉军所突破了。
这令王旷如何能忍？他本就性情急躁，得知消息后，一连生了两天闷气，然后下定决心，对王敦、王导兄弟道：「我正要整肃内外，还不知道找谁立威呢！眼下冒出来一个，就拿他来开刀！」
言下之意，他要将负责此役的水战统帅王逊下狱论罪。
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毕竟自从曹魏定下八议制度以来，战场论罪，可以说是少之又少。除去极少数如钟会邓艾这般内部爆发兵变的例子外，朝廷已经数十年没有因为战场作战不利而给将领论罪了。哪怕是齐万年之乱中，赵王司马伦与梁王司马肜表现得如此拙劣，都没有任何人追究，因此才养成了各军将校优哉游哉的风格。可现在，王旷竟然说要重申军法，无疑是打破了这一惯例。
王敦自然是极力反对此事，他欣赏王逊的才华，故而为其辩白说道：「王邵伯执掌水师，并无多少过错，此战是贼军偷袭在先，他反制在后，能够临机应变，化大败为小败，已属难得，没有必要太过苛责。」
王导也劝谏王旷道：「元帅，大敌当前，当以和为上。与其将王逊下狱论罪，不如让王逊戴罪立功，去做进攻围栅的主攻，这样也能显得您宽宏大量。」
但两人的劝言，王旷根本没有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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