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直达天听，不再受内阁钳制，等于摆脱了张居正留在他们头上的枷锁，让他们重新直接对乾清宫负责。
张居正致仕到魏广德接任，万历皇帝都没有解除早前的旨意，监督六科的权力，魏广德一直在承担。
或许，这也是万历皇帝不想让魏广德多想，毕竟这个权利他曾经赋予张师傅。
而在张师傅致仕后，魏师傅接手他就收回这道旨意，魏广德会如何作想？
而现在，就是魏广德主动交回这道权力的时候了。
至于考成法的放宽，魏广德也很快就开始在纸上开始记录。
张居正上位时朝廷财政紧张，地方积欠严重，所以考成法的重点就放在收缴钱粮上。
在当时，这样的政策无可厚非，魏广德也不觉的有错。
而今时过境迁，自然要与时俱进。
财政没那么紧张，那么过去那套就要变，摒弃唯“钱粮、结案率”论，引入民生改善、司法公正、社会稳定等多元指标，并设定合理的权重，防止单一指标倒逼下的动作变形和竭泽而渔。
实际上崇祯朝末年，为了丰盈国库弥补不足，好应付南北两股势力的夹击，崇祯皇帝又祭出过考成法。
但那时候的考成法已经演变为单纯的财政掠夺工具，钱粮没收上来多少，反而加剧官民矛盾。
政策这东西，万历朝有用，但是到了崇祯朝末期就成为毒药，根本不能碰。
而大明朝许多的失误，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效仿前例导致适配不足，反而坏事儿。
比如崇祯朝为了节省开支，于是大肆裁撤地方衙门，最后逼出个李自成。
实际上，在地方维稳的大环境下，基层建设不是削减而是要加强。
把青壮笼络到朝廷手里，避免他们生事才是当务之急，而绝对不是裁撤，放任自流。
裁撤冗员这套，盛世的时候朝廷就经常干，结果还不是裁撤没半年就激烈反弹，死灰复燃，甚至更甚之前。
这都是历史教训。
魏广德从不认为裁撤冗员有效，最好的法子还是可控下的分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进退自如。
不过对于官员过错的惩治，魏广德依旧不打算交到都察院或者六科手里，而是依旧由内阁决定。
其实就是首辅之责，牢牢抓住下面官员的乌纱。
有了惩治之权，下面官员若有敷衍推卸，他大可以过错的形式，越过吏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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