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灵魂上，太令人惊叹了。」
他语速缓慢，「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巴丹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但余生很少提及。他不是忘记，是太痛苦，太恐惧了，陈桂民让我想起了他。」
巴丹死亡行军，是指1942年4月，约七万六千名美菲盟军战俘在向日军投降后，被强迫在菲律宾酷热环境下徒步跋涉约一百公里前往战俘营。
因为沿途缺乏食物饮水，日军肆意虐待、处决落后者，最终导致约一万五千名战俘在行军途中死亡，被视为鬼子在太平洋战场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之一。
但同他们在神州大地的畜生行径相比，显然不值一提。
金泰亨微微叹了口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陈和梁在1984年的北平重逢，当两个垂暮老人在2009年看著他们国家的阅兵式痛哭时————」
「观众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国雠家恨，升华为对一种关于生命尊严与历史公正的悲悯。
这种情感，相对而言比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仇恨，更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接受和共鸣。」
菲国参赞卡洛斯深以为然，两人各自坐上大使馆专车离开的同时，也都情不自禁在心中叩问：
一部电影，两个半小时，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一句直接的政治指控，但它做到了什么？
它让大会堂万人静默，让香江街头的年轻人仰望北方，让台北影院里的老人沉默垂泪，让马尼拉、河内的观众想起祖辈的伤疤。
它用八个中国飞行员的命运，撬动了半个亚洲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阀门。
这比发布十份外交声明、举办一百场文化交流论坛都更有效。
声明和论坛的目标是政府和精英，而这部电影的目标是人心，是那些普通市民、学生、职员、家庭主妇的心。
它播下的不是观点的种子，是情感的种子，是记忆的种子。
这种子一旦在公众心里生根，就会自己生长，影响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我们和他们的看法。
冷战结束后的这二十多年，他们这些外交官最清楚：
大国之间的博弈早已不限于航母与飞弹，一场电影、一首歌、一款游戏、一个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足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美西用价值观渗透、文化产品输出、普世价值包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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