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土地，对地租价格和田税最敏感。
这些家族世代从事土地买卖，早就有土地投资的经验，先抛售一部分，等到土地价格真的大跌，再收购一部分，就能获利。
而最早被抛售的田亩，也是那些自耕农比较多的村子。
因为这些土地都是零星土地，往往不能连成片，管理起来麻烦，抛售也容易出手。
就在京畿暗潮涌动的时候，一股「暗潮」撞进了苏泽的书房。
看清了黑影，原来是胖鸽子。
这家伙是越来越嚣张了。
苏泽还是无奈地掏出米袋，「暗潮」这才伸出脚，让苏泽取信。
信是从四川寄来的，落款是他的弟子张元忭。
苏泽拆开信，仔细阅读。
张元忭在信中说，何心隐已经在宜宾试行了数月乡冶学院和合作社的模式。
乡学不仅教孩童识字，还教成年人农技和算帐。
合作社统购统销、提供小额信贷、组织匠人联产。
更关键的是，何心隐在宜宾的几个村子，通过乡学和合作社，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村级自治的雏形：
学董会管村务，合作社管经济，帐目每月张榜，重大事项按户公议。
村中田亩分布、赋税征收、纠纷调解，都在这套框架下运转。
苏泽读完信，好家伙！大明也有人搞乡村建设派实验？
何心隐在四川做的事情，和他正在京畿推的村公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方向是一模一样的。
京畿是自上而下的，县衙出面指导成立村公所，贷款来自清丈省出的财政增量。
走的是政策引导的路子，优点是快、可复制，缺点是容易流于形式，如果县衙只是应付差事，选出来的村董不是真正为村民办事的人，那村公所不过是一块新招牌，换汤不换药。
甚至给村民头上增加一座大山。
四川的路，是自下而上的。
何心隐凭一己之力，在乡村办乡学、搞合作社、推学董会，硬生生从底层长出了一套乡村组织。
走的是民间自发的路子，优点是有根基、经得起考验，村民参与度高，帐目透明。
但缺点是太依赖何心隐这个人，他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有名望、有能力、有追随者。
换一个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即便能在别的村子复制这套模式，官府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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