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新报》上刊登了山西的童工问题，但是这一次，报纸并没有对童工问题进行任何的评价。
这就是苏泽对于罗万化的要求，只做详细的报道，不做道德上的批判。
果不其然，这件事很快就在京师舆论场上掀起了讨论。
正如苏泽预测的那样，童工是一个“新”问题。
人们面对老问题的时候，总有先贤的文本作为参考，可以很快的做出道德上的批判。
但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各方的立场就很不一样了。
比如最支持工商业主的《商报》，就刊登了文章为这些工商业主辩解。
这篇文章写出，很多家境贫寒的孩子，如果不能在工矿打工，他们就要饿死了，工商业主并不是剥削童工，而是给他们一条活路。
而且雇佣这些童工都是有契书的，并不是非法的奴工，本身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正常买卖，雇佣者不应该被道德审判。
朝廷也没有任何一条法令，禁止工商业主雇佣童工。
对这个论调，获得了工商业主们的支持，但是也遭遇到了很多朴素感情的读书人反对。
中华民族素来都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也有尊老爱幼的传统。
这些童工的遭遇被刊登出来，还是引起了这些读书人的愤慨。
《新乐府报》上，就刊登了何心隐的文章。
文章直接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让这些工矿业主，或者在一旁叫好的士绅，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些工厂矿山中去劳动，他们愿意吗？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直击要害，直接让那些高喊道“雇工自由”的人闭上了嘴巴。
何心隐在文章中又说，山西的矿山不仅仅有童工问题，而是整个矿业的从业者都有共同的问题。
待遇低，劳动强度大，经常发生矿难。
《新乐府报》还做了调查，一座山西范氏的矿山，整座矿山都没有一个超过两年的矿工。
老的矿工要么是因为残疾无法继续采矿，要么干脆死在了矿洞中，要么就是干了几个月实在干不下去跑了。
矿山的劳动强度大，成年人都吃不消，不要说是十岁多的孩童了。
但是很多矿工也别无选择。
山西地少，普通百姓为了糊口，只能投入到这些工矿业之中。
何心隐认为，是朝廷的分配出了问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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