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家，就是苏泽选择的软柿子。
原因也很简单，这是阻力最小的方向。
和其他牵涉甚广的问题不同，曲阜孔家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法豪强的问题。
当代衍圣公孔尚贤的罪证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根本不需要朝廷费力气找茬子，孔尚贤就会自己将罪行漏出来。
而处置孔家的办法也简单，就是严格按照法令，重新厘定孔家的田产，并且限制孔家在曲阜当地的不法行为。
但是要做到这些，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曲阜县令。
曲阜县令，世代都掌握在曲阜孔家的手里。
现任曲阜县令孔承厚，就是孔家旁支，而他能够当上这个曲阜县令，自然是由于来自当代衍圣公孔尚贤的举荐。
孔家人世代担任曲阜县令，这算是一种政治默契。
默契不同于规则，虽然要比死板的规则更容易打破，但是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样有着类似于誓言一样的效应。
对于皇帝来说，要打破这种政治默契，同样也是需要契机的。
如果随随便便打破政治默契，那就会让所有人感到不安，从而引发整个体系的反对。
上一个这么做的，就是“遇水即溶”的正德皇帝了。
为了节省下威望值开销，苏泽在上疏之后，还需要给皇帝制造一个打破政治默契的契机。
所以在正式上书之前，苏泽还需要先制造这样一个契机。
——
刑部。
“少司寇。”
刑部侍郎也许是在通政使任上的心理阴影，他很抗拒见到苏泽，但是他也很清楚不见苏泽的代价。
在经过了反复的心理斗争后，李一元还是选择了见了苏泽。
面对苏泽周全的礼数，李一元依然没有放下戒心，反而因为苏泽越是恭敬，他心中的不安越是厉害。
“苏翰林怎么拨冗来刑部的？《巡捕公案》的初版不是已经送到武监了吗？”
李一元不愧是编书能手，在他的主持下，这本用来指导巡警破案的教科书《巡捕公案》，只用了几个月就编纂完毕，送到苏泽的案头上。
只可惜虽然少司寇李一元“极力”求情，在编纂这本书的时候起到巨大作用的刑部浙江司主司，却因为当年审理胡宗宪案中的“瑕疵”，被迫“请辞”归乡。
而这一次胡宗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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