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卖报的报童。
只听到报童高声喊着：“《新乐府报》刊文‘四民平等’！请开匠灶乐禁！”
申时行和王锡爵对视了一眼，如今京师的报童也学会了吆喝兜售报纸。
他们会请识字的人，将报纸上重要新闻总结下来，然后沿街叫卖。
这样沿途的路人，一旦听到有趣的新闻，就会停下来出钱购买报纸。
申时行和王锡爵挤进了人群，最后还是王锡爵身手敏捷，抢下了报童报篓里的最后一份《新乐府报》。
迅速读完了这篇文章，两人来到了报馆。
这时候苏泽正在和罗万化校对明天要出版的《乐府新报》，申时行一见到苏泽，就急匆匆说道：
“子霖兄，你快快看看这篇文章。”
苏泽接过了报纸，果然和系统预测的那样，《新乐府报》上刊登了文章，提出了“四民平等”。
苏泽将文章看完，微微叹一口气。
作为一个穿越者，“四民平等”苏泽当然是认同的。
但是这篇文章所讲的四民平等，和后世那种又是不同的。
简单的说，就是在儒学的框架下，又加入了一些佛道的说法，杂糅复古学说，又走向了奇怪的地方。
比如这文章在讨论“四民平等”，但是又歪到了复古体制上，最终竟然要回到自给自足的小民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四民平等。
而文章又对“君”这个问题含糊其辞，也提不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苏泽明白这就是晚明儒学的困境。
儒学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儒者已经意识到再用四书五经来解释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是不够了。
儒生无法再从“宗周”这个“政治童话”中寻找解法了，社会发展到现在遇到的问题，也不是念经就能解决的了。
再加上中晚明一系列的社会现状，促使儒者“求变”。
于是诞生一批看起来“离经叛道”的儒生。
但实际上，他们的批判依然在儒学的框架内。
在苏泽看来，这种“求变”其实也是大明精英阶层的一种“自救”。
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变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没有变化，这些理论最后都变成了“狂言”。
有些话乍一看还挺先进，但是实际的论述又搞的玄而又玄，也没有联系到真正的底层百姓，本质上不过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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