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事态几乎就要到了大宋江山危如累卵的地步，开封知府王素马上跑去禀告宰执们，而宰执们选择绕开了狄青和王德用这两个武人枢密使，把枢密副使王尧臣叫了过来闭门开会。
当时刘沆建议马上抓人，但文彦博比较冷静，他召集宰执们商议之后并没有马上抓人，而是进行了核查，发现这件事完全是诬告，虚惊一场。
于是宰相们再次商议后，写文书，将诬告之人当众处决，以震慑心怀不轨之徒。
而后，最有意思的环节来了。
仁宗清醒之后，刘沆偷偷对仁宗说，是文彦博要搞宫变不成才杀人灭口。
显然，刘沆利用了仁宗对于十余年前参与“庆历宫变”的四名士卒全部被杀没有留下任何口供的心理阴影，试图挑起仁宗对其他宰执的猜疑之心。
而嘉祐元年的这次诬告事件，怎么看，从头到尾都透着诡谲。
从事实上来讲，禁中士卒的军心，在仁宗病重的那段时间确实不稳，而作为官家耳目的皇城司几乎没有半点察觉，是真的察觉不到，还是已经失控了？
毕竟，史志聪任“内副都知”，作为内侍省的大宦官，直接管辖独立于三衙之外的皇城司的日常事务，而皇城司的职责就包括了宫门启闭、禁卫调度、宫禁安全及监察百官动向。
而史志聪怎么做的？
文彦博要求史志聪每日向中书省汇报仁宗病情，史志聪起初以“禁中事严密”为由拒绝，后来推脱不得，不单是汇报仁宗病情，干脆宫门下锁的决定权这种关键权力都一并交给宰执们了。
对于宰执们来讲，这当然是好事，免得有武人兵变，若是一旦仁宗驾崩，也可以马上控制禁中，迎赵宗实登基。
但醒了之后的仁宗怎么想？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极为扑朔迷离，仁宗已经起了罢相的心思。
还好枢密副使王尧臣当时心眼多，作为跟文彦博、韩琦、包拯的同届进士，他悄悄提醒文彦博让刘沆在文书上也签名，并且把原件保留了下来，文彦博这才得以洗脱罪名。
不过，经此一遭，文彦博和刘沆也算是彻底撕破脸皮了。
陆北顾点点头，恭敬道：“学生知道了。”
他略一沉吟，又问道：“那恩师在庙堂之上，可有不睦之人？学生初涉此地，定当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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