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4年时，黑斯廷斯简直是一个约瑟夫·富歇式的翻板，以致于令人怀疑那位法兰西的警务大臣是不是在他身上复活了。为了重返伦敦，为了啃上一口沾满了口水的肉骨头，他甚至可以不惜闹出高加索事件。
但到了1839年，不知道他是真的被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真心感动，还是从书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历史人物传记中学到了什么。亚瑟·黑斯廷斯那宛如破风箱般漏气的心脏里好像被填补上了什么，他学会了等待和蛰伏。
他在暗地里发誓，发誓要让那个瞧不起他的上流社会见识一下他的影响力，以辉格党内阁的倒台证明他有成事的能力，以皮尔的组阁失败证明他有坏事的本领。
于是，在他与皮尔盟约松动的那一天起，老戏又重新开场了。皮尔在黑斯廷斯身后布置他的「警察」，黑斯廷斯则在皮尔的身后布置他的「保守党」，两个人互相欺骗，可是打的都是明牌，又得一决高下，看天长日久谁占上风，谁是更强而有力的人，谁又是更加机敏的人。
这场斗而不破、时而合作、时而疏离的奇特关系，以1839年寝宫危机为起点，1850年罗伯特·皮尔的去世为终结。
而在威灵顿公爵去世后，能够制衡亚瑟·黑斯廷斯的最后一股缰绳也松开了。
因为届时，在保守党党内，属于班杰明·迪斯雷利的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史蒂芬·茨威格《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
清晨时分，通往白金汉宫的道路向来通畅，路上见不到多少来车，而雨后的清新空气也总是能让人的心情愉快不少。
当然，以上说的是通常情况。
今天的道路上依然没有多少来车，只可惜雨后的空气并不能让亚瑟的心情愉快多少。
皮尔联系了内务部常务秘书塞缪尔·菲利普斯。
这个消息，亚瑟是昨晚才知道的。
多么巧妙的一手呵！
确实很像是皮尔的风格。
众所周知，人的情感总是很多变，往往一个呼吸的时间，就能让人的思想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不过，对于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在做出重要决定前，必定不能如此草率。
亚瑟睁开眼睛，望向窗外。
伦敦的街道缓缓向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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