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延续1832年议会改革时的执政纲领，那么在济贫法问题上就理应遵照济贫法委员会的意见，按照埃德温·查德威克的想法，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口气解决几个世纪以来因济贫税而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即便这种做法会引起社会动荡。
毕竟，新《济贫法》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新《济贫法》通过前，济贫税事实上是由教区自行征收、分配的，因此救济标准也因地而异，缺乏统一尺度，在部分乡村地区，尤其是户外救济盛行的区域，济贫救济事实上成了工资补贴。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农场主可以压低雇农工资，因为即便雇农工资不足以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其中的差额也可以由济贫税补齐。这么干的人多了，济贫支出自然会呈现逐年结构性上涨的态势。
如此一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济贫税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但却持续膨胀的财政黑洞。
在旧制度下，一个低薪雇农的收入往往来自于工资和济贫补贴。因此，他们甚至可能比独立劳动者过得还稳定。而雇主也更倾向于低薪雇佣，把他们的用工成本转嫁给公共救济。
而在新《济贫法》施行后，零散的教区救济被统一并入联合济贫区，往日不成系统的济贫事务也引入了统一的财政、审计和监督体系。并且，新《济贫法》还明确了一个核心原则：济贫不是工资收入的补充，而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从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如果新法可以顺利施行，不仅可以让劳动力回到市场，令工资真实反映供需，促进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还可以削弱地方传统权力，剥夺地方乡绅的救济裁决者身份，解除雇农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中央政府与议会的权威，顺便还能削弱保守派的社会基础。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辉格党为了自由主义的选票，不愿伸手打自己的脸，直接提出《济贫法修正案》。但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他们又忧心于新《济贫法》带来的社会动荡，所以想要在执行层面放缓步伐，如果地方上反对激烈的话，甚至原地踏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此掩耳盗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鼓励地方自决，将中央政府的济贫权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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