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灯，而宁愿将艺术当作一种礼物，郑重地交付给世人。
在巴黎，多少音乐家为了几句赞词甘愿像古罗马角斗士般卖弄血肉，多少人为了登上舞台，不惜把朋友的名字贬低得一文不值。
而黑斯廷斯呢？
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宣布不再公开演奏。他的退隐不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节制。他愿意把掌声留给别人，把沉默留给自己。
塔尔贝格先生曾在一次私下的谈话里坦言：“如果不是当年在伦敦爱乐协会里替补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他退位让贤，我永远也不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风度。”
这话或许听起来有些过分恭维，但我愿意相信塔尔贝格的真诚。
因为黑斯廷斯不仅在音乐上是导师，在品格上更是楷模。
我想用一个好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听说，在科隆担任音乐总监的辛德勒先生非常生气，因为我在一份季度报告中对他的白领带大加贬低，并声称他的名片上印着“贝多芬之友”的字样。
他否认了后者，但就领带而言，这完全正确，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白领带和僵硬的怪物。但至于名片，出于人性，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怀疑上面是否真的有这些字。
这个故事并非我杜撰的，但我或许过于相信了那些关于辛德勒先生的谣言。
对于世间万物，可能性往往比真相本身更重要。可能性证明了这个人被认为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并让我们衡量他的真实本性，而事实本身只能是一个偶然，并没有任何特征意义。
我没有亲眼见过文章中提到的那张名片。
然而，前几天我亲眼看到肖邦在一封信里回忆起了那段流亡伦敦的坎坷经历：“如果不是亚瑟当年愿意把舞台让给我，我的第一场伦敦音乐会或许永远不会被世人听见。”
……
海涅的公寓里，窗帘半掩，夜风吹动桌上的报纸，墨香还未散尽。
海涅靠在长沙发上，双腿随意搭着，满脸得意的神色，他指着那份《音乐公报》：“怎么样？这一刀切得够不够利落？”
亚瑟正捧着那张报纸，眼皮跳得仿佛在打鼓，当他读到自己被推举为“雷神”的时候，差点把攥着的报纸拧成麻花。
他一向善于应付白厅官僚的冷嘲热讽，但此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