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警惕那些主张暴力革命的人，他们只会带来混乱和破坏。真正的改革应当通过法律和秩序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暴力。不论是暴动还是刺杀，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现在抓，抓的只是几个刺客，出动的只是一些警察。但是如果我们不抓，明天到来的就是革命，出动的就是军队，是龙骑兵，我们得像拿破仑那样推出几十门大炮才能把他们轰回去。去年六月的共和派起义，前年的里昂工人暴动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教训。
诚然，谁都不愿意去与工人与穷人们对垒，我也不愿意下这样的决定。与此同时，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很同情波兰人的遭遇，我认为俄国人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手段过于暴力。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会一直矢志不渝的为工人和波兰发声，我支持他们。
但是身为大臣，个人的情感不能压倒理性，我不会因此改变显然是对法兰西整体发展最有利的政策决定。套用杰里米·边沁的一句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础。这便是功利主义，也是务实的主义。”
路易·菲利普停下了脚步，他颇为赞赏的冲梯也尔点头道：“这便是我认为你是内务大臣最佳人选的原因。梯也尔，你还说你不足以当选学术院院士？在我看来，简直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很懂得政治经济学，也很懂得功利主义。”
梯也尔闻言打趣道：“其实在当下的巴黎，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懂功利主义，毕竟他可是边沁先生的亲传弟子。我听说，边沁先生离世的时候，原本是想着由他陪伴着走完最后一程的。”
“嗯？你说的是？”
梯也尔微微躬身道：“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您在凯道赛公馆应该见过他。他与塔列朗先生关系很好，而且我听日索凯说，您貌似也很欣赏他？”
“啊……”路易·菲利普的脑海中浮现出亚瑟的模糊脸庞：“那个小伙子啊？当时马车冲进凯道赛公馆的时候，我正在和他聊天呢。喔，对了，仲马那个时候也在那儿。”
梯也尔笑着解释道：“对，他与仲马先生是好朋友，并且与法拉第先生的关系同样很好。不过您估计猜不到，肖邦先生的那首《致黑斯廷斯》就是写给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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