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和其他地方的叛乱起义被镇压后逃亡到这里的难民。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造反失败，所以希望在法兰西重整旗鼓，最终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
说到这里，维多克顿了一下，开口问了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对付这些人呢？”
“这从来都不是难题。”
亚瑟轻描淡写的望着窗外转过的巴黎风光：“学校里的青年人其实压根不是喜欢什么革命，他们只是想要出风头，展示自己比别人更觉醒更聪明，如果想要瓦解他们，只需要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与那些卖鱼的摊贩、普通的农民相差无几，他们很快就会感受到一种近乎于受到侮辱般的挫败感，从而改换阵营了。
至于那些没有信仰的律师、没有病人的医生、没有读者的作家等等此类其实比青年人更容易开解，他们并不是痛恨什么社会不公，只是痛恨自己不是站在高处而已。就像巴尔扎克先生，一张一百镑的支票就能打消他所有的不满意。
放荡不羁的人，一般是不用管他们的，他们惯于空想而短于行动。如果连他们都动起来了，只能说明目前大局已定。
至于工人，他们确实天性勇敢，但是大部分却是到处乱撞的无头苍蝇。工人的领袖通常不来自于工人，所以只要搞定带头的那几个，他们也就不足为虑了。
那些轻易就上当的人其实非常可怜，而且这类人也不值得批评，他们只是跟随，而不提供任何新的观点。哪边的声量大，他们就相信哪一边。而舆论的引导，则是报纸和杂志社做的，不属于警察的管理范畴。
第六类人，那些曾经掌权者在这里面是最危险的。他们只要举起手臂，便能获得一片欢呼。但是这帮人往往是所有人中最胆小的，对性命的直接威胁将会使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主动退却。
最后的政治难民，我想，如果法兰西愿意放弃自由的大旗，那么自然也不会有难民往巴黎扎堆了。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国家自信到不用在嘴上讨这个便宜，我想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维多克听到这话，用烟斗轻轻敲了敲车窗：“老弟，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嗯？”
维多克笑了声：“巴尔扎克写错人了，我对梯也尔是怎么变成如今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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