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政策传达到了地方上，农民们都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尼古拉一世勃然大怒之下，就打算抓了几个影响力大的抗旨农民以儆效尤。可当地的农民知道了这件事，不仅不向当局交人，反而把当局派过去的官员给打了。
尼古拉一世加派军警人手去镇压，消息一传开，暴力抗旨很快就演变成了大规模暴动。虽然这些暴动规模并不算大，但是这里刚消停，其他强制推广土豆的地区就又反了。这真是见了鬼了，当年尼古拉一世登基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闹出的动静还不如土豆大呢！
所以自从我这一次出访了俄国以后，报纸上关于俄国的鬼话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俄国的民众可不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全都是顺从、忠诚的老实人，他们也和不列颠的民众一样，懂得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因为这点事情便发生全国暴动简直不可思议，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会连个土豆都推广不下去？”
亚瑟听到这里，忽然眼前一亮，他貌似找到了切入点。
亚瑟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解答，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主攻过俄国史方向。”
“嗯？”达拉莫伯爵问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亚瑟笑着回道：“您说的自然是对的，但是报纸上说的也不是全错。俄国的民众既可以是报纸上说的那么顺从，也可以像是不列颠的民众那样懂得争取自由。而顺从与自由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界定。在俄国人的观念里，他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的认同度很高。
比如说有两种税，在俄国就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则是赎金。因为在俄国的历史上，他们常年对外打仗，而且经常遭受鞑靼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游牧部落的袭击，所以俄国人经常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世世代代的观念里，缴纳军费和凑赎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赎金，所以沙皇的政府还得对他们提供赎金补助。在16到18世纪，俄国政府每年的赎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国农民有时候还会将沙皇称作‘小爸爸’。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俄国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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