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周瑜看来，张飞虽勇猛过人、重情重义，却心思单纯，未能看清朝堂间的风云变幻。
兄弟之情固然重要，但在巨大的利益前，君主难免遭世事裹挟。
纵刘备心念桃园兄弟之情，可他身为一国之君，怎能不以基业为重、将大汉的兴衰荣辱置于个人情义之上？
回想当初伯符兄在世时，我们兄弟亦如一体，较之桃园分毫不差。
后伯符兄遇刺，临终托国，让我辅佐仲谋统领江东。
那时的仲谋待我亲如兄长，既听得进逆耳忠言，也肯为长远之计暂舍一时之利，逢事必潜心问之，半点不见少年君主的骄纵浮躁。
随着江东基业日渐稳固，仲谋学到了太多帝王心术，并用于诸臣。
坦率而言，此非坏事。
因为身为人主，需懂得制衡朝堂、收拢权柄，方能避免权臣擅政、派系倾轧，保江东数基业安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仲谋做的没错。
非但没错，还非常争气，丝毫没有辜负伯符所托。
但，那是夺下江夏之前。
夺下江夏，杀掉黄祖，为父报仇之后。
周瑜便能感受到一件事，孙权已在权谋与猜忌的路上越走越远。
冷落提防伯符旧臣，疏远限制公子绍，表面称续承伯符遗志，实际上却处处削弱伯符于江东的影响力。
什么父兄基业，什么举国相托，什么兄弟之情，在政治舞台的利益博弈上都变得一文不值。
周瑜甚至有种预感。
于孙仲谋而言，别说兄弟之情。
终有一日，就算父子亲情，在他面前都会不值一提。
冷硬、果决，能将任何私情碾碎在权柄的天平之下。
只是问题在于，这般极致的“政治清醒”，若任其蔓延，难免会演化成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的恶果。
尤当孙仲谋陷曹营、赖母氏得脱之后。
亦或是公子绍被逼出吴，得据长沙之时。
不，更确言之，应是刘备雄据四州之地，从一织席贩履之徒，竟一步登天，获礼法之重，践大汉新帝之位。
仲谋本是心气高迈之主，历此数番打击，岂能不生妄念？
其素日极端求利之心，让他急于证明自己。
他欲以最捷之法，彰显自身雄才大略，纵使受世人訾议、负江东群臣，亦要成就独属于己之霸王功业。
故而，竟背着我，做出了最为冲动谬妄之举。
想到此，周瑜不禁苦笑。
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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