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有兴盛的希望，而且希望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看，他们不是在为朝廷做事儿，而是在赌自己的未来。
但几息之后崇祯就平息了下来，他明白了问题所在，在一个等级森严、阶级明显、重农抑商的封建王朝里，对商人种种限制。
明朝前期禁止商人穿丝绸、参加科举、没有法律依仗和保护、打压民间工坊规模等等，到了嘉靖时期，才废除了商人子弟需三代后才可科举的禁令，但也是迫于无奈。
相对于大明，历朝历代那就更是令人发指，周代禁止商人参与政治、需穿特定衣服表明身份，商鞅变法时对商人课以重税，禁止粮食贸易，强制商人服役
汉武帝时期对商人财产征收两成税，隐瞒财产者没收家产，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子孙不得为官。
魏晋南北朝时商人被归为杂户，户籍低人一等，不得与士族通婚。
隋朝依旧不允许商人科举，唐朝前期也是如此，后期放松也只是捐银子搞个虚职而已。
宋朝商业繁荣，表面宽松，但暗地里各种打压，如茶、盐、矾等由官府垄断，商人需高价购买引票经营，海贸利润归朝廷，民间视为走私。
元朝四等人制，汉人商人地位低于蒙古、色目人，需缴纳商税和科差，蒙古贵族通过‘斡脱商’放贷，商人破产风险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能想着捐银子与朝廷生死与共，那才叫奇迹呢。
愤怒过后，崇祯再次看向数据时心中的猛地一惊，想到了一个平时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