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他再次上书东宫，陈说困难。
李承乾的回信很快，除了继续调拨钱粮支援外，更提出了一项新的策略：
“……孤已奏请父皇，擢升你暂领河北道转运副使，协理漕运、盐铁之事。自隋末以来，河北经历战乱，如今过去不过二十年，民生凋敝，今又逢新政，旧有商路必有梗阻。
可借此身份，优先调配官仓存粮，于各州设立‘平准仓’，平抑粮价；招募流民，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道路，由朝廷支付钱粮；
另，可尝试由官府牵头，组织合作社，将分得田产的农户联合起来，统购农具粮种，统销部分农产品，以减少豪强盘剥之中间环节……”
这是一套组合拳，旨在用朝廷的资源和行政力量，直接切入经济领域，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
马周得令，雷厉风行。他利用太子的支持和新获得的权力，迅速行动起来。
官仓的粮食被调拨出来，在一些物价畸高的地区设立售粮点，规定售价，顿时稳住了市场。
大量因战乱和清算而失去依附的流民被组织起来，修筑被破坏的河堤、道路，每日领取足以糊口的钱粮，社会秩序反而更加稳定。
一些试点区域的合作社也开始建立，虽然艰难，却让农户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
世家的经济软抵制，在朝廷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投入下，效果大打折扣。
但崔弘度等人并未甘心失败。硬的、软的、经济的都效果不彰，他们便祭出了最后，也是最“正统”的武器——文化话语权。
他们发动门下弟子、姻亲故旧中颇有文名的士子，不再公开攻击新政，而是转而撰写大量诗词歌赋、策论文章，通过各种传统的士人交往渠道流传。
这些文章，不直接反对新政，却通篇洋溢着对“古风”、“仁政”、“教化”的推崇，含蓄地批评“苛察”、“与民争利”是舍本逐末，强调士大夫“教化乡里、为民请命”的传统角色不可或缺，暗指朝廷新政破坏了千百年来“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优雅传统。
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抵制，试图从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上，将新政打入“粗暴”、“不文”的冷宫，从而维系士族超然的政治地位。
这些文章很快也通过某些渠道，摆在了李承乾的案头。
李承乾看完，只是淡淡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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