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材料成分，蒸镀顺序，每一层的厚度控制，给我用脑子记下来！”
“伊莲娜，检测！他们的干涉仪是怎么校准的他们的像差分析软件用的是什么算法，我要你把他们的标准流程，完整复刻一份！”
这个前苏联的科学狂人，根本没把这次“交流”当成学习。
他是在制定一份作战计划。
一份把别人一百年积累的看家本领，在三个月内，全部“搬”回来的作战计划。
钱院士看着尤里疯狂的背影，又看了看身边那些同样双眼放光的中国研究员。
他拿起电话，拨给了张红旗。
“红旗同志，名单，我马上定。”
“尤里说，他要带上他最能打的几个兵。”
“告诉他。”张红旗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到了德国，他们不是科学家。”
“他们是学生，是学徒。”
“低调，谦虚，只看，只学，只记。”
“在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谁敢惹是生非，就让他永远留在耶拿。”
“明白。”钱院士挂了电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张红旗的这番话，不是警告，是承诺。
是一个国家，在背后为这群深入虎穴的科学家，许下的最高级别的承诺。
一周后。
德国《耶拿日报》在经济版的一个小角落，刊登了一则消息。
《百年老厂朔特光学迎来新生，中国资本注入重振德国制造》。
文章认为，这是全球化浪潮下，德国传统工业寻求出路的一个缩影。
几家德国的光学巨头，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
但没人把它当回事。
一个快破产的医疗镜头小作坊而已，卖给谁都一样。
没人会把这件事，和十几万公里外，那个国家最核心的芯片战略，联系在一起。
同一天。
一架从京城起飞的汉莎航空客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
十五个穿着哥伦比亚影业勘景团队工作服的中国人，和几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走出了机场。
他们手里拿着的是电影勘景的通告单。
脑子里装的是尤里·伊万诺夫制定的那份“作战计划”。
带队的是钱院士最得意的门生，一个叫林峰的年轻人。
尤里的副手，德米特里博士，则混在俄罗斯人里。
一行人坐上了一辆早就等候在此的中巴车，直奔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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