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儿，你再仔细讲讲，这人口数字查清了，具体能用在哪些地方？如何凭这些数字来办事？”
李世民听了半晌，已然抓住了李想主张的核心。
但他知道，自己这个儿子话只说了一半，更要紧的东西还在后头。
“父皇，儿臣试举几例。譬如，朝廷要在边地屯垦，安置军户，那么当地究竟有多少丁口，需要从内地调拨多少粮草物资才能维持用度，有了精确的人口数，便可一目了然。”
“又如，朝廷要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哪一段河道沿岸的村镇最密集，百姓受益最广，优先动工便能事半功倍，这也离不开人口数据的指引。”
“再者，边疆各族裔的人口消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和亲、开中等国策的调整，凡此种种，皆需以实数作为根基。”
“还有，朝廷如今鼓励生育，成效如何？是该加大力度还是另寻他法？这些都需要有据可查，我们必须学会让数字说话。”
让数字说话，这个观念对于满朝文武而言，都太过新奇。
李想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种以数据为准绳的施政理念，根植于这个时代。
任何决策，都不能再凭长官一时的兴起或模糊的印象来定夺了。
“让数字说话？”
“正是。父皇，请您试想，同样是地方呈上来的奏报，您是愿意看到某州蝗灾肆虐，百姓损失惨重这样的文字，还是愿意看到某州爆发蝗灾，过境农田三十万亩，预计秋收减产四成，有五万军民面临缺粮之虞这样的奏报呢？”
李想此言一出，殿内众人心中顿时一凛，他们都明白，往后怕是没那么好糊弄了。
任何一位君主，都期望从臣子口中听到不加修饰的实情。
然而，现实却是信息在官僚体系中层层上报，等传到皇帝耳中时，早已面目全非。
汉字的精妙之处，有时反倒成了某些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工具，一则消息在传递途中被扭曲得与初衷截然相反，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李想提出的“以数理事”的理念，恰好触及了李世民长久以来的痛点。
“玄龄，你记下。”李世民转向房玄龄，“今后尚书省六部呈送的文书，必须尽量以详实的数据为依据。”
“尤其是地方的奏报，不能再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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