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遇到实际的案例，那么，本着纯粹的病理研究的心思，或许是一个能够打动他父亲的好办法。”
薛长运笑了笑，说：“格列兹医生告诉子清，这件事首先还是要征得我的同意，是以子清才会着急回国，跑来找我。他把这件事跟我说了之后，还带给我一句话。”
章子清见薛长运看着他，知道这是让他说，于是便道：“是格列兹医生让我给薛公子带话的。
他说虽然医生多数都很忌讳别的医生插手自己的病人，但是他跟薛老先生这半年相处，非常敬重薛老先生的为人。
是以为了薛老先生考虑，他并不介意让我同学的父亲参与其中。
甚至他可以把主导权交出来，只要我同学的父亲的确能提出更好的方案，提升手术的成功率。
再者而言，他一直都很推崇我同学父亲的学术，有机会跟他学习，这对他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他表示，如果我无法说服薛公子，就让薛公子给他打个电话。”
薛长运笑着说：“我的确还是有些担心，就打了个电话给格列兹医生。
然后他告诉我，我父亲答应他，只要他能够让我父亲恢复健康，就会在美国给他成立一个基金，专门让他用于这类病例的救治和研究。
他这么一说，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资本的力量，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学者，都必须遵从。”
程煜听了，不禁莞尔。
薛长运这还真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啊，在他看来，只要双方是基于资本层面谈事情，那么这件事就会变得极其的简单。
不过这种思维倒是也没什么问题，的确，有了资本横亘其中，这就会成为双方最为平衡的筹码，谁也不可能无视资本为自己带来的利益。
“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那位德国专家了。这需要你同学的哥哥去说服他吧？”程煜笑着问章子清。
章子清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说：“其实也谈不上说服，我同学的哥哥虽然是他父亲的助手，但研究方向并不是这个领域。
是以他也并不清楚薛老先生病情发生的新变化，究竟是否为他父亲所了解。
他原本的确是准备直接跟他父亲说的，这也是德国人的典型行事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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