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充，即有积逋奸侵之弊，犹可从容而责转输，乃今挪借一空，视此铢两尺寸之需，不啻饥渴而望饮食。而今东南军兴，州县府库留存消耗一空，历年以来，州县钱粮有题留者，有咨留者，有暂借者，有永逋者，甚则有不题留、不咨留而径借用者，有司奉承恐后，莫敢抗违。至询其故，不曰偶值艰难，则曰适当紧急。夫以已值其难，谁值其易？已处其急，谁处其缓？岂其在地方之事独万不获已，而户部内供三宫，外饷九边，竟为末节细故耶？”
这是严嵩最为不满的地方，东南战事一起，州县就借口御倭，纷纷减少甚至直接挪用本该上供京师钱粮，挪为己用。而地方以“借用”名义，将已征在仓之钱粮挪用，也可视为对户部、朝廷的一种逋赋。
更有甚者，地方各级官吏在钱粮征解过程中，借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损民肥己的现象，在现在也愈加严重，使国计民生均受其害。
严嵩不由得说道：“陛下，眼下州县官员，法纪陵夷，人情玩肆，地方抚按司道与府州县之间也上下相蒙，官官相护，甚至有任内钱粮未完，二三载而升迁不问者。此岂皆心劳抚字，政拙催科乎？抑亦有朘肥是务，置民生国课漫不经心乎？有司洁己爱民者，仅什之二三，其朘民肥己及庸鄙病民者，什恒七八。如是则民生乌得不穷，常赋乌得不逋？”
严嵩说的也是实情，州县官吏现在往往和地方豪强勾结起来，欺下瞒上，大肆捞钱，而朝廷的国用日窘，全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对于严嵩的说法，嘉靖不置可否，催逼州县官吏，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根本之策。苏松地区的豪强仍然存在，他们对于朝廷没有半分敬畏之情，朝廷固然可以通过逼迫州县官吏来挤出一部分钱财，但是一旦朝廷放松，这些官吏立马故态复萌。
而且此事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在朝廷的催征之下，州县官吏不敢去向地方豪强索要本该由他们缴纳的赋税，反而将这些赋税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老百姓忍无可忍，必然导致民变，这是嘉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嘉靖反而比较认同朱载坖的方案，只有对这些豪强加以震慑，从他们手中收取本该缴纳的赋税，才是真的。
嘉靖于是将朱载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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