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都起而反对，从而引起了他们与官府的矛盾与冲突，他们的代表人物或向皇上、政府陈说赋重，或撰文着书，要求减赋、均赋，但是朱重八的刀子可不认这些。
等到他去世后，朱老四在的时候，一样对他们不客气，敢欠朱老四的税，你就先问问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九族有多少人吧。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有一些办法对付官府了，东南地区的豪富地主还用其他办法对抗政府的田陚政策，纳赋少的“低薄之田”都被他们占有。用投献、飞洒、诡寄等办法隐瞒田产，逃避应纳的田赋，
等到大明迁都京师，对于东南的控制减弱，他们立即放飞自我了，开始公然抗税，宣德年间，苏州一府的“逋赋”即达790余万石，数量之大，简直令人咋舌。
豪强巨室占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的现象比比皆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阁老，徐家在苏松占据的大量的田产，但是你问问徐阁老给朝廷交了多少税呢。
难怪不得张居正当首辅时，下令逋赋五百两的，就大辟弃市，但是就是张居正这等猛人，一样拿东南的豪强地主没办法，以至于不得不吐槽道：“苏州以赖粮着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为了保证朝廷的税收，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对于东南的地主来说，简直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因为一条鞭法并没有减少东南地区的赋额，只是不分官、民田地，不论徭役、贡纳、田赋，均按亩征收罢了。所以，无论是“科则适均”、“牵耗均粮”，还是“一条鞭”法，都没有减少政府的田赋收入，只是把官田的一部分赋额嵶到民田之上，故自嘉靖以后，东南地区官田赋减少了，东南地区豪强地主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官田赋与民田赋划一征收以后，官田赋减少，租赋差额增大，豪强地主们承佃官田又有利可得了，但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佃种官田的农民的负担，农民缴给承佃官田的豪富地主的租子一粒也没有减少，一条鞭法实施，反而更有利于他们兼并土地了。
朝廷划一官、民田赋后，出现的官田之赋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的形势，使得一些拥有小块民田的自耕农农的田赋负担加重，如在昆山的一些地方，原只纳赋五升的田地，牵耗均粮后就要纳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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