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载坖的御批之后，李廷机一案就移送法司审断了，这次对于大明官员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李廷机从一个极有前途，入阁一步之遥的南京部堂，变成阶下之囚，还是以奸党之罪予以严惩，这对于这些官员们来说震撼还是很大的。
之前在大明，这种树碑建祠的行为已经是十分之普遍了，朝廷并没有过多的追究，但是现在朝廷显然是对于此事严惩不贷了，甚至依奸党罪来从重处罚，可见朝廷对于此事的重视程度了。
朱载坖也亲自发布上谕，要求官员们主动将之前的各种碑刻、生祠等予以毁弃，免得朝廷来追查此事，朱载坖在上谕中说道：“尝见在位之日，士民歌功颂德，席未冷，而碑已仆，香已卸矣。陋俗比比可厌，虽然直道自在人心。必去后口碑，方为不朽。若为国尽心，百姓必当铭记，何须碑刻祠庙也？”
朱载坖要求以三月为期，自行毁弃，在三月之后被朝廷所发现的，一律依奸党律严惩，同时对于没有实际政绩而弄虚作假，除了要按奸党律中的歌功颂德来处置之外，也没有忽略相关的法律。贪赃枉法，律各有专条；弄虚作假，律有诈伪之条。按照情节，予以数罪并罚，从重处置。
而朝廷上下正在接受此事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奉命巡视九边的锦衣亲军都指挥同知、成国公朱应桢上疏弹劾山西户部、司农院分司官员树碑建祠之事，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户部山西司主事、督饷大同道的刘巩，因为曾经任曲沃知县，这次重游故地，曲沃人在热烈欢迎之后，为他立生祠，原因嘛自然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了。
朱应桢在奏疏中详细陈述现在的各种情况，山西各地各种生祠等遍地都是，主要都是给这些户部和司农院的官员们所建立的，而主要的出资群体就是这些商人，他们交好这些官员，主要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点其实朝廷上下都是十分之清楚的。
不过在朱应桢的上疏之后群臣也都反应过来了，这些事情以锦衣亲军现在在地方的耳目，朱载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朱应桢应该就是为了处理这些事情而派出的钦差，这点朝廷上下都很清楚，巡视边军之前朝廷就已经派出了李如松这样的军机大臣，不应该专门派遣锦衣亲军的都堂前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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