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使得各种言论都在朝廷上加以商讨，反而使得朝廷无所适从。
王锡爵在奏疏之中说道：“国有大事，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后谏臣任之；谏臣不能言，而后群工下至士民，皆可奋起而言之。若夫群然竞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后，则首其议者，盖亦诚出于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问从违，喧争不已，则其闲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于是而激庸主奸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竞以削斥为荣，空国以去，置宗社于奸邪之掌，徒自奖曰：吾忠而获罪之正人也。则沽名之咎又奚逭邪？”
对于这种行为，王锡爵是极为反感的，沽名钓誉，而不顾及朝廷得失，而使得朝廷的行政机构失却职能，被这些无谓的议论所牵制，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朱载坖披览奏疏之后，将李贽、王锡爵两疏下内阁、部院，令文武百官讨论此事，对于大明现在议论盛行的情况，朱载坖是早就有所不满的，但是他也很清楚，此事仅仅依靠皇帝是不行的，他还需要借重于整个行政官僚来对于这些朋党和议论予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