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奸党罪名的办法也并非不是没有，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就是树碑建祠，但是这种情况主要是集中在地方督抚当中。
为这些方面大员树碑建祠，风险确实是比较小的，这种形式可以昭彰于众而难以为证，而且即便是有为大臣歌功颂德的嫌疑，但立碑仅仅属于礼制方面的犯罪，责任也轻，故此树碑建祠较为普遍，不过现在还仅限于地方，在朝廷上还是没有人敢这么做的。
现在地方的总督、巡抚、巡按，被属下树碑建祠，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王锡爵指出，现在大明地方行政中主要有六大弊端，即民情太隔、案牍太烦、趋承太过、耳目太偏、名实太靖、宪纲太弛，而其中最重要的王锡爵认为是驱承太过。
这些得到了有丰富地方行政经验的沈鲤、沈一贯的同意，沈鲤就说道：“以当今言之，按臣巡历所至，则分巡、分守两道官必随之。两直隶既有抚按，又有巡盐、巡江、清军、屯马等，诸察院则兵备等官，东参西谒，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无宁日。而各府推官，不复理本府之刑，专于答应巡按矣。府州县出廓迎送，远者至数十里外，纲纪废弛，莫此为甚。”
正因为抚按决定地方州县官员的生死荣辱，所以他们奉承颂扬而求荣免责，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而通过阿谀奉承与歌功颂德，抚按们榜足钱财而内联阁部，虚得盛名而声誉鹤起，可谓是政治、经济双丰收，但国事不可问矣。
王锡爵则是进一步指出，大明律虽然法有明文，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法司是绝对不会主动去使用奸党之罪的，而皇帝在怠惰的情况下也很难想到使用奸党之罪来收拾这些朋党，而且要收拾朋党，对于皇帝来说考验还是很大的，毕竟要掌握官军、厂卫等暴力机器，才能够放手收拾这些朋党，所以从正统以后，奸党之罪实践上就成为了虚文。
朱载坖对辅臣们说道：“朕以为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妬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而士风之邪正，系天下之安危，此不可不重也。祖宗既有明法，岂可不用？”
朱载坖自然是不怕收拾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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