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另外，碑祠与政绩结合在一起，而政绩的评定标准又很模糊，更给规避者留下制度的缺口。
王锡爵就此说道：“今世立碑，不必请旨，而华衮之权，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无以风劝，而植于道旁，亦无过而视之者，不旋鍾而为他人作镇石矣。”
现在这些官员们，通过各种办法来规避朝廷的法律规定，为自己歌功颂德，增长声望，同时由于结党情况的增加，这些官员们得以更加厉害和隐蔽的方式处理此事，如继任的官员假如是自己的朋党，那就是互相歌功颂德，还有抚按等官，也可以在这些事情上有很大的决定权。
现在的阁臣都是有相当的地方行政经验的，他们也很清楚地方上的这些猫腻，在之前就有大明的有识之士提出来过，即便是即便是有政绩，百姓要为之立碑，作为官员也应该禁止，以免触犯法律。
但当止之是官员个人的品质，不具有法律效力，止与不止，全凭官员本人，而民听与不听，也没有明文规定。那么止与不听，就成为官与民之间虚假应酬的形式，而听而不止又成为官员推卸责任的最有力的理由。至于政绩，以本朝而言，政绩有无，全操于抚按之手，现任官凭借权力及钱财，只要得到抚按认可，没有政绩也可以说成政绩。
次辅罗万化说道：“陛下，夫守令之于统葰最重者，莫如抚按，其参谒之礼，盖著为令矣。比来守令不问贤不肖，惟以奉承为臧否，跪拜频仍。守令之伤于治，大半抚按监司扰之，送迎輸境者，虽知为过礼而内喜，喜则忘其恶；自处不焰不渎者，虽知其为正而不悦，不悦则顿忘其善。或者争一跪伏之末节，而构成大隙，又于是从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瑕疵，植心腹以伺其阴私，甚而大张无稽之谤，指廉为贪，以正为邪，而论劾公排，考语私丑矣。”
这些抚按官员，原本应该是朝廷的耳目和分守地方的方面重臣，但是实际上他们现在就是朋党的中坚力量，通过这种树碑建祠，来抬举自己朋党的党羽，使其获得提拔，好增加自己党派的力量，这点在党争中是极为常见的手法，因为党争的关键主要在科道。
而在科道御史的考选中，政绩和地方抚按官的推荐又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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