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省议论，而是要求一议论。
王锡爵说道：“言官所当核奏，部所当题复，明旨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治效卒未能睹者，何哉？盖其说有二：曰议论不一，曰诏令不行。斯二者非独民生之害，且在国家矣。”
言官深入的介入了行政事务当中，必然导致朝廷行政效率的下降，这点现在已经是非常之清楚的事情了。
王锡爵接着说道：“台省之臣，职司言路，岂得不指陈时政，条奏便宜。然或有意见稍殊而行多窒碍，及言词甚善而业已施行者，都察院即当斟酌可否，分别从违，可行则行，当止则止。今重沸其意，辄为之词，明知其可行也，而请旨申饬，明知难行也，而下抚按再议，徒使文移旁午，邮传纷纭，政令无常，观听滋惑有司勾较簿书酬应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职业乎？此议论不一之患也。”
对于言官们肆意妄言，干预行政，王锡爵是极为痛恨的，他本人在科道中就没有什么党羽，他也不想效法之前的高、张两人，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热煊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张居正柄政，亦是置亲党于言路，以给事中周邦杰、秦耀等为鹰犬，他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对于科道进行有力的控制。
但是王锡爵很清楚，他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第一就是他自己本身和科道的关系并不好，在科道中并没有很多的党羽，想要依靠控制科道来达成目的显然是不行的。
而且王锡爵也很清楚，自己和朱载坖的关系也不支持自己这么干，因为高拱和张居正能够这么干，是因为高、张两人都是朱载坖的讲官出身，和朱载坖的关系十分之密切，能够受到朱载坖的信任，朱载坖也默许此事，但是现在时移世易，朱载坖正在准备内禅事宜，是不可能容忍王锡爵这么揽权的，这对于太子掌握朝政是极为不利的。
而且当时的情况是朝廷要激进的推动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辅必须有很强的权威，也就是高拱、张居正等人所省议论，但是现在改革不必过于急躁，但是要更加注意兴利除弊，所以对于首辅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锡爵认为，内阁部院和科道之间是互相制衡的关系，要保证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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