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条奏率锐意更张，部臣重违言官，轻变祖制，迁就一时，苟且允复，及法立弊起，又议复旧政，非通变之宜。民无划一之守，是为纷更。左右皆是科道，此安能为政？先臣高拱曾言，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应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非，听者不胜其眩。是曰浮言之习，而三十年竟未能改，岂非朝廷之道也！”
对于科道随意干涉朝廷行政的事情，王锡爵是痛恨已久了，这次借会揖向都察院的都御史和诸科掌印倾诉其中的不满，不过言官们对于此事也是有看法的，科道可以干预行政，但是部院和内阁一样可以插手科道，这点在大明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远的不用多说了，严嵩等人当首辅的时候，科道就不过是严阁老的狗罢了，首辅强势的时候，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的，强势的首辅与科道之间相互勾结，是极为正常的事情，阁臣意志得以实现有赖于科道的支持；科道之于美位有赖于大臣的举荐，双方都有求于对方，双方都要利用对方，这成了他们联合的基础。各内阁大臣可借助科臣鼓噪是非，排除异己，科臣亦可得遂其愿。这种联手的局面形成以嘉靖为渐，严徐高张四位是其中的佼佼者。
左都御史温纯就说道：“自嘉靖以来，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蹊经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惜身名动思引去，小官瞻风望风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隳废，当由纪纲不肃，结党徇私，从不守科发抄，非匍匐政府，则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耳。此则内阁之所为乎？”
对于王锡爵的指责，温纯和劳堪也加以了回应，科道之所以能够干预行政，恰恰是因为之前内阁阁臣的纵容才形成的，内阁辅臣们将科道作为自己巩固权位的工具，利用科道来排挤异己，这一切内阁都是始作俑者，重臣难居其位，难任其职，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朝廷中枢集体和意志，最终难成其事，国势崩溃。
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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