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都是申时行之前就知道的，申时行一直在努力和地方官府沟通，希望地方官府能够加大推行新政的力度，保证太子的政策能够落地，申时行作为首辅是很清楚朱载坖和太子的关系的，朱载坖一直希望能够将太子的威信在朝廷上树立起来，但是申阁老的威信也并不是万能的。
虽然申时行多次告诫这些地方官府，要求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将太子的一系列政令推行下去，但是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并不如意，尤其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这里的地方官府本就不是特别的强势，再加上本地的宗族势力过于强大，使得地方官府在推行朝廷政策时有些畏手畏脚，再加上这些地方官员对于朝廷事务并不是很了解。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这只是太子的令旨罢了，毕竟不是上谕，朱载坖一直没有就此事表态，即便是推行不利，影响也不大，所以对于推动之前的金融政策比较消极，甚至向朝廷上疏反映，认为如果实施太子的金融新政，会导致民心不稳，申时行对此也无可奈何。
欺负了小的，老的自然是要出来的，这点其实申时行早就知道的事情，朱载坖一直引而不发，无非就是在思考应该怎么处理此事罢了，现在朱载坖已经明确的出招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申时行能够控制的了，但是申时行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保证朝廷的稳定，这点是申时行的一贯立场。
所以在送走陆光祖之后，申时行也开始思考，申时行还是决定以密疏的形式请求朱载坖召见，希望能够得知朱载坖的具体想法，而王锡爵、陈于陛等辅臣们也是各有自己的想法，陈于陛作为朱载坖的近臣，对于朱载坖的了解要更深，同时对于此次的闽、粤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
陈于陛认为，这次闽粤地区对于朝廷政策的对抗，不仅仅是对太子的挑衅，而是对于整个大明朝廷的挑衅，这里是大明海上贸易繁盛的地区，出洋商船，皆为势豪富户所造。他们倚托权势，又勾通官吏，自制商船，办置商货，走私出洋。他们往往选择执法弛疲之地区，制造商船。在福建者，则于广东之高、潮等地造船，浙之宁绍等处置货，纠党入番。在浙江、广东者，则于福建之漳、泉等处造船置货，纠党入番。
在大明实施了多年的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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