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坖指出，大明公文繁杂的原因，根子还在科举上，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广收知识分子参政,使社会形成靠读书和功名获取权利的共识,文人的思想风气成为社会主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大喜功、陈言俗调、意气用事、书生高论、形式主义等缺点也渗入了公文之中。而大明科举以八股取士，公文深受科举制度影响,成为“制义之变体”。公文撰制者科举出身的制义习惯,不自觉地出现在公文写作之中。
在大明初年，这点风气尚且不明显，因为当时大明官员的主要来源还不是科举出身，而成化以后，八股文行之已久。公文作者大多出身甲科,先入为主,陈言俗调,摇笔即来。大明的公文,不仅用八股笔法,而且还仿《公羊》、《谷梁》语体,非造语精刻不能打动人,所以务以造语精刻苛责于人。最终造成相互责难,恶语相报,加上朋党峙立,门户之争遂愈演愈烈,而国事也无人真正问津。王世贞直接指出，大明现在公文追求陈言俗调、重作不重学等风气，其实都是八股所带来的恶习罢了，朝廷要想真正革除公文的浮辞之弊，重要的还是对于科举进行改革，这点朱载坖是认同的。
虽然之前朱载坖已经对于科举制度予以了改革，加大了策论的比重，但是八股在科举中的比重仍然是很高的，同时科举关系到朝廷取士，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朱载坖也很清楚八股的弊端，但是此事只能够徐徐图之，不能够轻易的变革，就科举的事项，朱载坖也和申时行等阁臣们商量了此事，申时行对于此事是极为慎重的。
申时行在给朱载坖的密疏中说道：“八股之弊，非今日也，然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概为訾毁也。必若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其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相率为伪，其弊尤繁。”
大学士罗万化也在密疏中说道：“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幹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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