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得益于发达的水路和相对高效的基层管理，行动最快。
苏州府吴江县，镇公所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
几名县衙派来的书办，在镇长的协助下，支起几张桌子。
桌后是厚厚的空白册页。里长、甲首们拿着各自片区的名单，大声吆喝着：“七十以上的，站东边！六十五的，站西边！都带好户籍凭由！家里没有的，找邻居作保！”
人群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由儿孙搀扶着，眼中带着期盼和一丝茫然。
也有精明的妇人，扶着明明不到六十五的婆婆，试图蒙混过关：“差爷，我婆婆记不清了，但村里老人都说她过了七十了……”
书办眼一瞪：“户籍黄册上写得明明白白，六十二，下一个！”
妇人讪讪退下，嘴里嘟囔着。
登记相对顺利。
得益于相对完善的户籍和保甲制度，加上此地商业发达，人们对年龄、契约意识较强。
趣事在于，一些在大型工坊里做“老师傅”的老人，被工坊主亲自送来登记，还带了工坊的“在职证明”和几包点心塞给书办，生怕耽误了这些摇钱树的“恩赏”。
书办一边登记，一边感慨：“这工坊的掌柜，比儿子还上心……”
中原腹地，情况复杂许多。
河南归德府，某偏远村落，登记点设在破败的祠堂里。
只有一个老眼昏花的县丞和一个年轻气盛的书吏，数名衙役，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
“王老栓！你多大岁数了？”
一个牙齿掉光的老汉拄着棍，咧嘴笑：“俺？俺属大龙的！那年发大水……”
书吏不耐烦：“问你哪年生的！属相顶个屁用！大水是哪年？”
老汉懵了。
旁边一个老汉插嘴：“他比我大三岁！我属马的！”
老县丞叹口气，而后看向了一旁的里正，放下笔：“李老六，你是里正，你说，王老栓够不够六十五？”
里正李老六是个精瘦汉子，眼珠一转：“回老爷话，王老栓是够六十五了！他大儿子跟我同岁，今年都四十五了！他还能不够六十五？”
这逻辑似乎无懈可击。
书吏无奈，只好登记。
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生辰全靠“我爹死那年我八岁”、“发大水那年我娶媳妇”来推算，准确性全靠乡老和里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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