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拿出一份记录本：“他们反应的情况高度一致：时间集中在过去两年，也就是省里启动县级石油公司划转之后，涉及到的金额从几千到一万多不等，都说是通过中间人或者直接找到胡玉生，交了所谓的‘安置费’、‘打点费’，承诺安排正式工或者‘转正’。个别关系好的找的胡玉生，都开了收据，多数都是口头承诺或者白条。但有几个家属提到了具体的中间人，其中就有吕振山的亲戚！”
廖文波眼神凌厉：“县长，证据已经很清晰了！胡玉生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吕振山等人，长期、大规模地买卖国企工作岗位，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纪，是赤裸裸的受贿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性质极其恶劣，数额特别巨大！我建议，”他声音斩钉截铁，“立刻对胡玉生采取强制措施！突击审讯，固定证据！同时控制吕振山等关键涉案人员！迟则生变，万一他们串供或者毁灭证据……”
杨伯君也点头附和：“文波同志说得对。抓了胡玉生，一是可以震慑其他涉案人员，迫使他们交代问题；二是可以给愤怒的工人和家属一个初步交代，稳住他们的情绪，避免群体事件升级；三是，”他看向我，加重了语气，“这是解决石油公司划转和超编人员清退问题的关键一步！不把胡玉生这个毒瘤挖掉，不清算这笔非法交易，划转就名不正言不顺，清退工作也会阻力重重，随时可能引爆更大的火药桶！工人不会甘心被清退，交了钱的更会觉得自己血本无归，矛盾只会越积越深！”
办公室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火炉上的水壶发出轻微的嘶嘶声。杨伯君和廖文波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等待着我的决断。抓人，似乎是眼下最直接、最有力、也最能快刀斩乱麻的选择。
我的目光缓缓扫过面前两位得力干将，他们的急切和决心我都看在眼里。我端起桌上的保温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水，水温正好，熨帖着有些发紧的喉咙。
“伯君，文波，”我放下水杯，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你们的工作，推进得很快，很扎实。工人家属的反应，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也把胡玉生的问题彻底暴露在了阳光下。这很好。”
我话锋一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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